61岁老人寻女路:32年前超生婴儿被计生干部抱走

2018-11-28 03:08   作者:麻客   出处:门户网    

  导读: [摘要] 据刀、周两家人回忆,当年来家里处理超生问题的,是时任新平村村支书莫志高、村主任刘乃平和村妇女主任黄玉芬。高发元和原成佳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,当时把孩子送人的是时任成佳区计生办主任

[摘要]据刀、周两家人回忆,当年来家里处理超生问题的,是时任新平村村支书莫志高、村主任刘乃平和村妇女主任黄玉芬。高发元和原成佳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,当时把孩子送人的是时任成佳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。

  61岁的周友生本该过颐养天年的日子,身患多种疾病的他还是带着妻子离开老家四川自贡市,常年在成都打工,而寻找32年前年被计生干部抱走的“超生”女儿是他们外出挣钱的动力。

  1986年7月,周友生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周红霞出生仅两个多月,就因为系“超生的”被当地计生干部强行抱走。同一时期,与周友生同村的刀云荣(化名)夫妇也遭遇类似情况,因为超生,刀家出生5个月的女儿小英被强行抱走。

  此后漫长的日子里,两家人各自寻找自己的孩子。

  在刀家人不懈努力下,被抱走的女儿于1992年被找到。但在往后20多年相处中,小英和他们相处并不融洽,甚至在2015年因为一些家庭矛盾,让亲生父母“不要再去打扰”。

  周家人至今还在苦苦寻找。周友生已做好亲生骨肉可能不认自己的心理准备,他的妻子邹桂芳对澎湃新闻说,如果找到孩子,只想告诉她,“不是爸妈不要你,而是别人抢走了你。”

  谈及新平村这两家人的遭遇,当年的涉事村干部对澎湃新闻表示,虽然政策不允许强行抱走孩子,但那时计划生育抓得严,也就这么做了。

  成佳镇计生办主任龚贞容告诉澎湃新闻,周友生反映孩子被抱走的情况后,计生办联系了当年抱走孩子的计生干部,但对方称记不得,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  贡井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吴鸿莉表示,曾听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局长谈过周友生家孩子被抱走的事情。但年代久远,时任计生干部走的走、退的退,没问到情况。接下来,他们将再和有关方面对接此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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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友生夫妇曾多次前往成佳镇寻找女儿。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

  两个超生女婴

  1986年的阴历六月,给周友生和刀云荣两个家庭带来长久的痛苦。

  彼时,他们还居住在自贡市荣县成佳区龙王乡(注:2005年8月1日,成佳区划属贡井区)。刀云荣是龙王乡新平村6组村民,周友生是龙王乡新平村1组村民。两家人靠种地为生。

  刀云荣和周友生的妻子1985年分别怀胎。此前,刀云荣已有一儿一女。他的妻子鲜清芬(化名)说,“一儿一女,其实是最幸福的。”生下两个孩子后,她先去上了环,在丈夫结扎后才取了环。

  没想到,丈夫虽被结扎,鲜清芬却在取环不久后怀孕了。她为此打掉肚子里的孩子,可是没隔多久再度怀孕。这次,鲜清芬没有选择打胎,而是东躲西藏,于1985年农历腊月二十九(注:1986年2月7日)将孩子生下来,并为她取名“小英”。

  当年同样为生孩子东躲西藏的,还有新平村1组村民周友生的妻子邹桂芳。在此之前,邹桂芳已经生下两个女儿。

  周友生说,他和妻子当年没有办结婚证就生下第一胎,邹桂芳怀二胎时,他怕妻子被拉去引产,还为此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。不料二胎之后,邹桂芳再度怀孕,这让夫妻俩又喜又忧。

  喜的是,老天给了他们一个“生儿子”的机会,但他们知道这是违反政策超生,心中也有隐忧。

  1986年农历三月二十九(注:1986年5月7日),邹桂芳冒着风险将孩子生下来。这是一个女孩,夫妻俩为她取名“周红霞”。

  时隔多年,刀、周两家都无法提供当年结扎或上环的证明。一位在当地长期处理农村事务的老人告诉澎湃新闻,上世纪80年代,农村医疗技术和水平都非常有限,结扎手术失败并非稀奇事。

  事实上,32年前,新生儿的到来,没有为两个家庭带来太多喜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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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友生讲述女儿周红霞被抱走的情况。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

  被抱走的婴儿

  随着村干部找上门来,刀云荣、周友生两个超生家庭的隐忧爆发。他们原以为,“罚款、牵牲畜”就能应付过去。

  据刀、周两家人回忆,当年来家里处理超生问题的,是时任新平村村支书莫志高、村主任刘乃平和村妇女主任黄玉芬。

  鲜清芬称,三名村干部大约在农历六月中旬来到家里。他们让大人去成佳区计生办,并以“孩子要吃奶”为由,要求把孩子一并抱去。

  到了成佳区计生办,时任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要求缴纳罚款1500元。由于家里拿不出钱,鲜清芬和丈夫从区计生办走出来,沿路四处找亲戚朋友借,并让大女儿和公婆在区计生办照顾小英。

  第二天一早,刀云荣夫妇带着借到的1500元赶回成佳区计生办,不过没见到小英,从公婆及大女儿处得知孩子已在稍早时候被计生干部抱走。鲜清芬在区计生办找了又找,没看到孩子,一路哭着回到新平村。

  自家孩子被抱走的日子,周友生夫妇记得很清楚,是1986年农历六月十一。

  那天,村干部莫志高、刘乃平和黄玉芬来到周家处理超生问题。村主任刘乃平说,“有钱钱拿去,没钱话交去”,意思是有钱就交罚款,没钱就去政府部门说清楚。

  因为自觉理亏,夫妻俩表示“罚多少都认”。即使如此,村干部还是要求大人和超生娃儿都要去乡政府,理由仍然是带着孩子“方便喂奶”。

  周友生和邹桂芳回忆,他们从家里出发时,刘乃平从他们手中抱走孩子,一直抱到龙王乡政府,之后交给乡里一位姓彭的妇女主任。当时分管计划生育的成佳区副区长高发元也在现场。高发元说,你们一胎生育没办结婚证,二胎也未按政策生育,三次违反计划生育一次性罚款3000元。

  “那时候猪才卖7角钱一斤,3000块钱怎么凑得出来?”周友生说,他们当场表示认罚,希望先抱孩子回家,再去借钱交罚款,这个请求当场被拒。

  周友生还称,当时妻子想假借喂奶带孩子偷偷离开,在场的时任成佳区计生办主任程荣生发现后,从妻子手中一把将孩子抱走。从那以后,他们再也没见过女儿周红霞一面。

  刀、周两家反映的情况,在几位当年的村干部口中得到印证。

  刘乃平告诉澎湃新闻,当时是区里要求他们去抱孩子。当时政策很严,要求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拿下来。

  莫志高表示,当时是区计生办和乡计生办要求抱孩子,他们只是执行,没想到会抱不回来,而且,孩子抱不回来也是上面的问题。

  原成佳区副区长高发元对澎湃新闻表示,这些超生婴儿都是三胎,因为大人没有认错和交罚款,影响极坏,区计生办就安排送人了。但他也承认,政策并不允许这么做,但当时计划生育抓得严,会有类似做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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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寻找女儿,周友生夫妇长期在外务工,家里院坝已被葛藤霸占。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摄

  迥异寻女路

  孩子被抱走后,“找女儿”成了刀云荣和周友生两个家庭的重要任务。

  刀家找女儿,基本靠女主人鲜清芬。女儿被抱走后,她回家伤心哭了一天,但想到 “孩子还等着去找”,第二天就打起精神跑到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状,反映成佳区计生办“抢孩子”。

  鲜清芬说,法院工作人员听过她的陈述后,曾要求成佳区政府处理此事。后来区政府尽管有出面,但孩子还是没有消息,她又向自贡市人大、政府、检察院等部门反映。

  鲜清芬认为,政府是讲理的地方。为了打探女儿下落,她自称在自贡时任主要领导的办公室和其对拍桌子,“他拍三下,我拍五下,因为不是我不遵守计划生育,安环结扎都做过,但还是怀上了。”

  鲜清芬说,她还向自贡市有关领导出示过自己上环、丈夫结扎的一些材料,证明自己原本是遵守计划生育的,不过,这些材料在1998年修房搬东西时全部丢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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